主席，诸位盛会的组织者，各位参加盛会的师友：

祝寿之议，惊动群贤，实在担当不起。请原谅我的愚钝，想不出合意的办法，向您们一一表达我的崇敬和诚意。

置身于如此庄重的平台，感受到浓浓的豪气，仿佛有启锚远航的紧迫气势扑面，难禁激动。只是像我这样一个极其寻常的老兵，着实犯不上诸位的期许，不免愧疚。我有五十年漫长的职业生涯，其间被注入了将近1/2的混沌水，更何况没有可以称道的建树，值不得提起，遑论欢庆！不过，我理解，今天，在这里，寄托着人们对中国律师终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企盼，体现出这个群体具有不容忽视的潜力，并且对未来怀有信心，这又使我受到教育和启迪。

在这个庄重的场合，我深深地依恋着我们的群体。会场内外，由北至南，从东到西，志趣相投的同道友人，是我毕生的可靠依赖。多年以来，你们，他们，给我的莫大帮助和支持，终身受益，刻骨铭心。

在这个庄重的时刻，我深深地怀念着以其知识、经验和人格力量精心培育后生的先辈，他们贡献给中国律师的块块基石，起到了搭梯，铺路的作用，理应受到永恒的景仰和纪念，我作为受益群体的一员，谨向他们的英灵表达我崇高的敬意!在这样庄重的氛围中，我要以一个普通律师的名义，向弱势大众表达我们绵绵不尽的诚意。他们对法治的渴望，对民主的追求，以及对维护自身权利的执著精神，自始是哺育我成长的母乳。

我想，倘不能与他们共命运，同呼吸，是无法宽恕的背叛。我鄙视背叛者，我愿借此盛会向那些今日无权无势的芸芸众生宣示我的忠诚，我将以持续的行动报答他们的恩情！还应感激时代给予我的机遇，我在其间受到的锤炼、经历的考验，也许是至今尚未掉队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幸的是，往日机遇赐予我的幸运，今天都让他蒙羞，因为我不够争气，我的失误太多太多了。

诚然，我有追求，毕竟还有点责任感，或者称作使命感。遗憾的是，反省起来，我何曾通过实践达到要立志追求的目标？我没有做到事事为之都能明辨事理，提高情操，富有成效地扶弱济困伸张正义，我也不善于调整各种复杂的关系，使律师维权的弱势受众能与强者同享人类共创的各种文明。仅有追求，不落实地，何益于大众，于谈何利?  

是的，我曾庄严申明，决不做政治花瓶，有人认可我有所谓"敢言"的纪录。可是，律师制度发展到今天，尽管在某些环节上犹需敢于直言的勇气，但重要的是，就我来说，早该拷问自己的心灵深处，你在执业中有没有足够的、始终如一的道义勇气，你有没有一定的政治勇气？特别的是，有没有奋起批判一切旧东西冲破禁区的理论勇气？实践给出的答案证明我在及格线以下。一个缺少大勇气质、大勇胆识的平凡老兵，成为"勇者"能不羞愧!我理解诸位的宽厚和宽容，然后不可以自我陶醉，自我麻痹。

我承认在执业时内生的激情，这也许是种唯一的自得。问题是，激情它缺乏相应的合理内涵，病在极少智慧更缺哲思。场场官司证明，我对事务或者业务的欢乐，想象，分析，归纳，概括，都有缺失。在50余年的执业生涯中，一度还曾占据人和地利，尚未能对律师工作系统的做出方向性、战略性的思考，更未能为创建中国律师制度的理论支柱提供坚实基石或者一个阶梯，我想说，这真是天大的荒谬。我是多么多么需要智慧的滋养啊！我不知道，仅有残生，还有没有可能像贝多芬一样，自豪的宣称我是一个"智慧的所有者"。我向往"大智"，那是我可能不断进步的源头活水。

我有过令人憧憬的梦想愿望，期盼着在推动民主法治的进程中登攀座座高峰，最终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然而那境界至今止于遥想而已。念前路漫漫，看夕阳欲坠，给我的难道是终身遗恨！？我尚未气馁，并不沮丧，也不会怨天尤人。空泛的"怨尤"不是律师的品格。

我愿把今日聚会作为我的起点，接受大家的祝福，听校场"点兵"战阵列成，中国律师以其13万之众有资格向世人宣告：律师是民主法治的坚实支柱，是使其实现的一股无可替代的力量。不管前路艰难，不畏航线险阻，我，不，我们，决不歇步。有道是："永不告别君莫忘，奋斗到底法治成！"我的心与世人相通。"愿此耿耿之在，仰视浮云白。"我矢志于诸位一同前行：天涯海角，百折不挠，鞠躬尽瘁，义无反顾。我会在苦斗中找到机缘与你们相拥，共庆登临绝佳境界的步步胜利。自由、民主、法治的胜利万岁！谢谢大家没有抛弃我，我向你们一一鞠躬。

我向你们致敬！

张思之先生现任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我的辩词与梦想》。

 

张思之简介

1927年生于河南郑州

1947年考入朝阳法学院

1949年参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

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

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

1957年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

1972年结束劳改，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

1979年重返律师界，随即出任“两案”辩护小组负责人

1980年出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主管业务同时兼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

1988年，创办《中国律师》杂志。

代理的重大案件有：

1980年被指定为江青辩护律师；其带领的“两案辩护组”为姚文元、李作鹏、吴法宪等5人免去了13件罪行。

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

1991年王军涛“颠覆、煽动案”

1992年鲍彤“泄密、煽动案”

1995年《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被诉“侵权案”

1995年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

2000年《南方周末》被诉侵权案

2003年他以76岁高龄代理“郑恩宠”案

2004年代理“黎元江”案。

2005年“聂树斌案”

他被称为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所谓真正，是他比通常的理想主义者更多行动而非话语，更多耐性而非雄心，虔诚于过程而非结果。

提名获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的候选人有很多，北京当代汉语所决定把本年度之奖授予两位优秀的中国公民——张思之先生和毛喻原先生，因为他们俩都代表汉语领域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不寻常的信息。

有了张思之先生的辩词，我们可以说当代汉语由精神领域进入了实践领域，我们生存的汉语也不再只有新华体，只有痞子腔；只有传统文人的酬唱赠别，只有后现代一族的同一首歌。张思之先生打的是唇枪舌剑的阵地战，他的身后是沉默得近乎绝望的人民。但是这些人民又总能用沉默中的爆发改变你的悲观。从大兴安岭林场打出的“人民律师万岁”的横幅，到福建万民罢免市长的请愿书，这就是汉语的人心，这就是张思之先生辩词所寄托的梦想。

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生命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北京当代汉语所感谢张思之先生，感谢他在XX时代发出的黄金般的辩词。中国生活的磨难成就了他“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张思之先生的辩词与梦想，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汉语的精神与内涵，尤其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个温暖的聚会，携着无边的尊敬，几百人在北京的严冬为一位老人祝寿。11月26日，这一天，80岁的张思之频频起身向大家鞠躬致谢。一切尽在不言中。

作为律师，张思之并不特别为公众所知，所办案件也多因敏感而少有公开，更不为媒体报道。他自嘲为“一生都未胜诉的失败者”，可法律界却尊他为“中国最伟大的律师”。

青年学者萧瀚说，他的名字应该被全世界所有律师知道，我不知道在世界范围内还能否找到一位像张思之先生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涉险办案，从未胜诉却从未气馁的律师。因为有了张思之，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或许可以骄傲地声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也许就在中国，而不在任何一个法治成熟的国家或者律师完全无以存在的国家。

张思之最为独特的勇气和成就是为异端辩护。2000年，张思之出版了《我的辩词与梦想》，这部集纳了他20年律师生涯的著作为他赢得了北京汉语研究所授予的“当代汉语贡献奖”。颁奖词说，“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张思之曾在中国历史上那场最著名的审判中出任辩护人。1980年，作为“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辩护小组的负责人，对这个“政治任务”，司法部事先已对辩护定下调子：定性不能碰；事实不能碰。而作为李作鹏的辩护人，张思之仍为他的当事人抹掉了两条不成立的罪行：一是另立中央，二是谋杀毛泽东。

此时的中国刚刚恢复律师制度，端坐在特别法庭辩护组中央的张思之那刻十分瞩目。然而，此时的他已经53岁。之前张思之经历了15年劳改时光，后又在北京垂杨柳第二中学做了5年教师。

“两案”辩护是张思之律师职业的重航，也是他为“异端”辩护的开始。其时张思之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两案”结束后上面提出让他去司法部做律师司司长，被他婉拒。从此，他以职业律师的身份成为体制外的散兵。“我的性格不适合官场，从小就有人说我有反骨。”说这话时，张思之哈哈大笑。

1990年代初，张思之先后为一批被指控“颠覆政府”的被告人担任辩护律师。多年跟随张思之办案的傅可心女士说，“尽管是依法辩护，但在某些至今仍然把法律当作权力的奴仆的人看来，这似乎也有‘对抗政府’之嫌。可以想见，办理这类案子，需要何种勇气和忠于法律的公心。”

对于这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案件，张思之深知结果的无可更改，但仍以熊熊努力博取渺渺希望。他因此被喻为人权律师。

张思之说，作为律师，我认为应当是一个天然的人权主义者。身处封建专制传统绵亘千年不衰的境地，“肉食者”的权利意识历来淡薄，使用法律维护人权恰恰是律师的“正道”。

学者贺卫方写打油诗描述张思之———“休言耄耋入老境，酒后面色如稚童。用不告别公莫忘，奋斗直到法治成。”

虽垂垂老矣，但张思之仍有用不尽的激情——看到河北聂树斌案报道后，他想方设法通过记者找到聂的家属提供法律援助；他仍有压不住的火气——直言批评律协今年3月出台的《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你们的初衷是什么？你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律师，是这样吗？何以见得？哪一条哪一点哪一句能够证明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所以你的初衷只是口头上的，我领情，但我不信服。”

张思之早年已写好遗嘱之类的东西交给自己的律所，他不惮承认并也时刻洞察随时而来的危险，这危险包括非正常失去生命。张思之最欣赏罗斯福四大自由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他悲哀于一个律师都无法免于恐惧，何谈让他人免于恐惧。

“xxx！”气愤时80岁的张思之骂粗口，手中茶杯狠狠一跺。广东办案，有人放话，您老还是不来为好，张思之去了；山东办案，有人放话，律师来者有去无回，张思之去了。他说，我就不信这个邪。

代理上海郑恩宠案，被几部黑车尾随“护驾”多日后，张思之干脆微笑挥手和他们致意。描述这段经历时，80岁的张思之面色顽皮确如稚童。

“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从点燃到熄灭，持续放着光，散着热。艺品高超，仗义执言；爱爱仇仇，义无反顾。”这是张思之的感言。

1988年在为大兴安岭火灾中被控玩忽职守的庄学义辩护时，面对公诉人张思之陈词：有的同志，在庄案上将决心沿着明知是错误的小道走到底了。这就清楚地说明，依法治国，在我们国家还要经历多么艰难的历程。作为法律工作者，难道我们真的听不到民间的冤情和怨声？尊敬的公诉人同志，冤情一多，民心易失，这才真正是你们说的政治影响极坏的事。

他的辩词曾引来法庭内外的如潮掌声，人群中有人高喊“人民律师万岁”。这一风格却让法官不悦，曾经有法官当庭对他说：“发言不要带感情色彩。”张思之回答：“对不法现象、违法情事不表义愤，不带感情色彩，对律师来说，就是失职。”

然而，被称为精彩缜密的辩护并未能改变终审结果，这也是张思之代理案件多数的结局。如萧瀚所言，张思之所承办的案件几乎都是最高难度的案件，这种最高难度并不是体现在案情本身的扑朔迷离，而是体现在案件所处的现实背景。“张思之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那是另一种代表了时代和社会的失败，于他自己而言恰恰是最大的成功。”

即使预知必输必败，张思之仍呕心沥血为下一个案件做好准备。这要怎样强壮的心灵才能做到？张思之说，没有韧性，是战斗不下去的。熟悉他的人评价张思之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所谓真正，或许正是因为他比通常的理想主义者更多行动而非话语，更多耐性而非雄心，虔诚于过程而非结果。

张思之耐烦，不慕轰动，对所办政治大案不常提起，却对那些不起眼案子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心有戚戚。张思之说，每次想起宁夏那个父女同穿一条裤子的农民家庭，他都想落泪———“底层太苦了”。生日致辞中，80岁的张思之声声感谢那些并不在场的普通人，“向弱势大众表达我绵绵不尽的诚意”。

江平更是提出了“思之精神”的概念，他阐述这一精神内涵：一为当事人高度负责；二将社会良心放在第一位，为弱势代言；三敢于挑战权威。

法律学者邓正来评价张思之有一种“在体制中拒绝主流”的品格。“我以为这是一位有担当的律师和一个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需要的品格。”邓正来说，“张老有一句话我内心极为喜欢——‘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具有这种品格并做这一层事业的人，必能安享一种内心真正的寂寞，我愿张老继续怀着这种高贵的寂寞前行。”

祝寿酒会上作为主角的张思之诚惶诚恐，坐立不安，一副担待不起的样子。闻讯而来的祝贺者远远超越了律师界，也超越了法律界。在这个意义超越祝福含义的场合，张思之说，他被某种说不出的力量感动了。

当道贺者李锐、江平、蒋彦永、茅于轼与张思之并肩坐在一起时，这五位只向真理低头的老人所构成的动人画面将永为经典。

“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

江平

他是目前中国声望最高的律师。他跌宕起伏的命运，充满传奇般的荣耀和屈辱，对应着新中国各个时期律师行业和法律制度的兴衰起落。

他被称为新中国的人权律师。从第一场辩护算起，经过五十年风雨历程，他被尊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

在这个行业里，无论是人们公开发表的文章，还是私人言论、博客日记，都对他充满了由衷的崇敬和景仰。他的智慧和品格，为人们津津乐道。他是中国正在活跃着的，惟一称得上“大律师”的人。

他就是张思之先生。

其实，张思之的名声早已溢出律师界。此前，他被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授予“当代汉语贡献奖”，以表彰他“给当代汉语带来了不寻常的表达”。

新世纪初，七十多岁的张思之出版了《我的辩词与梦想》，尽管这本书的大陆版已经略去了一部分暂时不便在公众中公开的辩词，但是，它仍然被同行视为中国新时期刑事辩护的经典。“当代汉语贡献奖”赞扬张思之先生以“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竭尽所能地发出了“黄金般的辩词”。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认为：张思之的辩词“丰富和改变了汉语的精神与内涵，尤其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了张思之先生的辩词，我们可以说当代汉语由精神领域进入了实践领域。”

这些诗性的沉甸甸的赞美，意指在汉语的历史上，至少在半个世纪以来的汉语史上，美丽的汉语第一次由张思之用作“异端的辩护”，尽管那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即法庭范围的使用。

走向革命的青春

张思之，1927年生于郑州。1938年，11岁时举家逃难到四川，在绵阳上学。父亲是一名医生，很快在当地建立了名望。16岁，张思之放弃上学，参加远征军，入炮军第五团，属团部特务连，工作是发报，印度驻扎一年多，1945年4月回到昆明。后从昆明离开部队，沿途搭“黄牛”，经两个多月到达重庆，正好赶上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又从重庆回绵阳，入三台国立十八中学。这时，张思之还不到18岁。

十八中学是东北内迁学校，1946年，学校回迁东北。张思之随校迁徙，但他的目标是北京，他向往这座历史古都，想到北京就留下来上学。但到西安时，住到伯父家，被伯父强留，进入一所教会中学，上了一年高中。教会学校管理严格，要开除一名违背了“晚上十点后不能看书”的校规的同学，张思之带领同学罢课，抗议成功，学校收回成命。但是，新学期开学前，学校劝张思之“转学”。但他又转了入一所教会学校，他的“案底”被传到新学校，当时已经是高三下学期，正要毕业统考，学校不打算给张思之文凭。于是，张思之毅然离开学校，到了南京，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

1947年，在颠沛流离中上完中学的张思之，要以同等学力考大学了。他志向远大，并且“学习不好，考试还行”，当时名气不小的朝阳学院把他录取了，他还不高兴，他想学外语，将来当外交官。无奈父亲听到消息，早把学费汇入朝阳，就这样入了朝阳学院，开始了他和法律结缘的坎坷一生。

好不容易有个能安身读书的地方，他决定好好读书。凭着父亲做医生的良好家境，有足够的钱，供他买了很多书。1948年，满怀正义感的张思之入了地下党，他称为“就这样上了船”。

学校的革命环境险恶，卧底学生甚至是带枪的。而张思之在学校又搞海报又出壁报，十分活跃。1948年12月2日，这个日子张思之一辈子都能随口说出来。那天晚上，他觉得似乎不妙，就去问他的“上线”(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说今晚可能要闹事啊。上线说，都到这个时候了(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共产党的军队就要围城了)，不会出什么事的，小心一点就是了。

事实上，这时，特务已经总动员，要抓一批人。张思之不放心，告诉他情况很危险，就走出门来，正看到自己的门前已经站了几个特务。他立即从二楼跳下，跑去通报他的下线。路上，突然一只手把他抓住，一位同学要张思之赶快想办法逃出校门，他在外面接应。张思之寻找出校门的机会，看到几个特务才吃完饭的样子，聚在校门，他立即裹着大衣卧倒在地面。慢慢向前滚，滚出了校门。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张思之就这样“滚出了朝阳学院”，脱离了危险。

在那位同学的帮助下，经过一夜躲藏，张思之到了“城工部”--中国共产党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准备离开北京投身革命，但是，他被告知，“凡是共产党员一个都不走了，傅作义就要投降了，马上就要去接管城市”。

城市被共产党接管了。张思之回来了。既是朝阳学院的，顺理成章地就进了法院系统。

在革命中牺牲的岁月

地下的革命结束，阳光下的革命开始。

在阳光下的革命里，敌人往往被认为在革命内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张思之反复充任革命的对象。

北京市法院有正院长和副院长所代表的“两个反党小集团”--你说我反党，我说你反党。

1953年，反高、饶集团时，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号召加强党的团结，各单位都要解决团结问题。法院开了一个月会，“两个反党集团”坐在一起“加强团结”。一个月会期，张思之“死不开腔”。到了最后一天，领导说，你一句话没有讲，恐怕要讲点。他就从七点讲到十二点，整整五个小时。当场就有人“敲边鼓”，说他“讲得太好了”，马上给市委打电话叫人来听。“现在看起来，我当时肯定讲得有过的地方”，而当时的效果是，“得罪了院长”。

1954年，反胡风。各单位都有一个学习小组，先学习各种文件，再放在自己单位学。张思之是法院的三人学习小组组长。他带着两个组员到茶馆去开会。另两人把他揭发了，他“光荣地成了胡风分子”。软禁在法院地下室(里面有档案呀材料呀，乱七八糟的东西)。几个月后，宣布张思之不是胡风分子，放了出来。其实，张思之“不仅认不得胡风，胡风的书也根本不爱看，胡风的书很难看的”。

放出来的张思之，还想问“整了我这么长时间，总要讲清楚嘛”。他哪里知道，当时要肃清内部的反革命。接下来就是审查“特务张思之”。因为他参加过远征军，而且是“特务连”。“特务”审了一年。结论是，“经查，张思之不是反革命。”

张思之这时还有点脾气：“我当然不干了！你们早知道我不是反革命，还要‘经查’，这明明是陷害。”自然，不可能有人给他解释。而猛烈的革命又接踵而至：1957年到了。

副院长在会上说，可以在院子里贴大字报，但外面不能贴。年近而立的前朝阳学院毕业生，前地下党员张思之问道：既然院子里可以贴，要是有人贴到外面去了，甚至贴到天安门去了，你怎么办呢。问题立即转换为“张思之说要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而上传。于是他成了右派，成为北京律师界的第一名右派。

右派共分六个级次。张思之不属于很重，第四类：降职降级，被送去昌平县的一个山区劳教。

从1957年到1972年，经过十五年劳教岁月，张思之戴着右派帽子来到北京垂杨柳二中做语文教师时，已经是45岁了。

他太珍惜这份工作了。他每天早晨六点骑着自行车去叫学生起来锻炼身体，晚上九点过后才回家。他对学生满怀热情，他的一位学生回忆道，他给学校刻写的蜡板，本来应该由他送去的，但张老师为了不耽误他的时间，坚待要骑车到他家去取。

他成了北京的模范教师。

受命“两案”辩护

7年后，即1979年，张思之52岁，有关部门宣布他的“右派分子”属错划。

最好的青春岁月属于二十二年右派生涯。划为右派之初，他甚至觉得“划得对”：毛主席还有错啊，肯定是我错了嘛。到平反的时候，他不一样了。“开什么平反座谈会，我也不去。”“我一不喊万岁，二不骂娘。”他认为他一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劳改，而是受愚弄”。

中国律师业早在文革之前，已在反右风暴中遭致毁灭打击。二十多年来，新一代中国人只在电影里看到过法庭辩护的场景。中国的律师制度正待重建。1980年，张思之成为北京律协副会长，同时兼任法律顾问处主任。他亡命地工作。“一天干十五个小时，经常住办公室。”他甚至帮别的律师修改诉状和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律师文字功夫太差了”。

适逢党中央正准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进行公审。1980年，司法部指定在北京市要四个律师，组成两案辩护律师组，张思之被任命为组长。

在此之前，这位早年受训于朝阳学院的学生，五十年代的老律师，只打过“一个半”官司。第一个是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来访，要求旁听中国律师的法庭辩护，他受命“表演”了一个抢劫案的辩护。另“半个”是一桩离婚案--办到中途，五七骇浪迎来，他被卷挟而去。

张思之先被指定为江青的律师，但在会见江青的时候，昔日的“女皇”声称“不要叶、邓派来的人”，她不习惯跟人平等说话，他们一开谈就是绷着的，后来不欢而散。这事令张思之猜测至今：江青内心是真不要律师，还是仅仅想试探律师的“来路”？如果是后者使江青没有得到律师辩护的机会，应属遗憾，尽管这不可能影响判决。

接着，张思之被指定为李作鹏(文革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政治局委员)辩护。

作为“两案”被告的辩护律师，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张思之需要“顾全大局，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这一开始他心里就明白。但是，司法部告诉他，“事实已经全部清楚，定性不能涉及”，张思之说他当时就想，既然这样，“那你还要我们干什么嘛”！司法部还规定，律师做什么，要给审判小组汇报，要经审判小组同意。

张思之说，对这个要求，他不仅“心里不安逸”，而且“我们硬是没有执行”。最终，他们为李作鹏等人抹掉了起诉书上的七项罪名。以致李作鹏在法庭上作打油诗概括张思之的辩护，是“边鼓敲几声”，但还“有声胜无声”。

“两案”里张思之的表现，“令上上下下都满意”。即便今天回头来看，他也觉得，以当时的条件，“两案”的辩护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不过，其中有一个情节，被张思之称为他“律师生涯里最不光彩的事情”：李作鹏待审期间，“天天都在写，不知道到底在写什么”。伍修权(“两案”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审判长)是李早年的上级，知道李的脾气，担心他在法庭上扯出“多余的东西”，下不来台，要张思之去打探。

“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好意思，”79岁的张老边说边用手指刮脸，以表羞愧，“把办理人的材料骗来给法庭，这也太不光彩了嘛。”可是，当时的情况是，当张思之对李作鹏说，法庭程序有你的最后陈述……“李作鹏也太聪明了，好像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去的，一听就说：我写了个东西，缝到棉衣里了，谁也拿不去！”

张思之和他的助手无功而返。后来，病得厉害的李作鹏在法庭上输着氧，一字一句地念着他的“最后陈述”。伍修权担心出麻烦，劝他不要念了，交给法庭，法庭会认真对待的。但李作鹏说，他能念完，他要向历史负责！李作鹏终究是顾全大局，没有“扯得太远”。直到公元两千年后，当年的被告和他的辩护律师分别是八十多岁和七十多岁的老人，前者对后者说：他那个法庭陈述是有所保留的。不过，他已经写了个回忆录，一百万字，实事求是，要待他死后才出版。

“两案”之后，张思之名满天下，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我那时风光啊！”

但是，给他带来更大名声的，奠定更高地位的，却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官司。他在1995年，代理《民主与法制》记者董服民被诉“侵权案”；2003年他以76岁高龄代理“郑恩宠”案；2004年代理“黎元江”案。这些案子的影响之广，以致提起它们时不需要再添加注释。

同时，他广泛介入社会公共领域，积极为公共利益发表意见。他成为了一名广受尊敬的知识分子。

作为办理过全球瞩目的“两案”的辩护律师，张思之比谁都知道办理这些“必输的官司”的难度。“那是肯定打不赢的，打赢了不是翻天了？”他认为他是在履行一个律师的天职。屡败屡战的结果，是使他赢得了在这类官司中“从来没有赢过一场”的特大名声。

一连串非他莫属的著名辩护，把张思之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带到了耄耋之年。

“只要坐在法庭上，就永远有劲”

张思之的德行和智慧令人佩服，他过人的体魄和精力，则令人称奇。

在安徽办一个比较大的案子，开庭开到下午六点，法官找到他，客气地说：老先生，我们商量个事情，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今天晚上把这个案子审完。张思之连连称是。但到了夜里十一点，法官坐不住了，给张老递条子，问是不是明天再审。张思之说：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接着来。结果案子审到夜里十二点结束。

目前，张思之已经79岁。去采访他的路上，义派律师事务所的夏霖律师介绍说，老跟张老讨论案子，感觉他有时比年轻人还敏捷，也有年轻人一样旺盛的精力。三个小时后，证明了此言不虚。

我们到的时候，张思之先生已经先坐在那里了。他面前放着一本《文武北洋》，口称好书，值得一读。他矍铄硬朗，头发灰白，面容光洁，藏青色的风衣罩着灰色的毛衣，只扣了最上边一颗扣子，显得干净而清爽。整整三个小时，他就那么坐着，谈笑风生，轻松自如。话语间不时显出孩子般的顽皮，让人感觉到，他仿佛轻松地做着一件沉重的事业。

他喝了不少水，但是，直到离开前，他才去了一次洗手间。他的保健方式是“绝不锻炼身体”。他只是工作，工作就是锻炼。早晨八点前，他在床上“偷听敌台”。休息是“自由式”的：没有规律，没有确定的睡觉时间。“可能上帝派我来就是做律师的，”他说，“我现在这个年龄，在法庭上坐一天怎么吃得消？但是，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只要坐在法庭上，就永远有劲。”

他永远停不下来。直到去年，他在报上看到“聂树斌冤杀案”，不能自已，主动找到家属，提出免费代理。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惟一一次自己“抢来做的案子”。

“我知道难处在哪里，但我就是非要试试不可。”事情真的如他所料，此案到现在连跑都不知道往哪里跑，因为聂树斌虽然早已被杀，但是家属没有判决书，也就申诉无门。但张思之不会罢休，最近，他为此专门给高院副院长写了一封信陈述案情。

他是那样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我原来是想做到八十岁就不做了，”他说，“但是，现在我思想有了变化，如果精力体力还能行，我还要干下去。不能吃饱了混天黑。因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大家伙对我的期望。”

“我有很多遗憾”

人物周刊：到今天，你已经被人们称为“大律师”，新中国的一部“辩护史”，回望五十年，有什么特别的感慨吗？

张思之：最近我一直在想，对中国的律师，对中国的律师制度，发自内心地讲，我是有愧的。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一个最大的失误，在律协那个岗位，我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我没很好利用那个平台--当然，如果我做了，一定会悲壮，很壮烈，一定不会让我那么做的，那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你愿意悲壮吗？

张思之：但是，如果你的悲壮能换来大家的醒悟，或者起码的感悟，明白一件事情，毕竟是好事。就那么庸庸碌碌地，就磨过来了，或者叫就混过来了，毕竟说不过去。因为你居于那个位置，首都北京啊，大家都看北京哪。

而我当时，不管怎么讲，你居于那个位置，不管从哪个角度，起码从律师业务(北京市)这一块，我有充分的调度权。在那个年代，如果我们当时建立一些规则就好了。

人物周刊：按当时的条件，你还可以做什么呢？

张思之：不一定可以做，但是应该做，我没有做。当时不是没有想过做，脑子里不断地晃着这些事情。而且也开始做了。

比如说，律师应该独立干活。当时是想过，而且试图说服我们的律师。有一个大教训哪。一位老律师，办一个案子，我看他汇报的案情，我认为是无罪，我说我是持这个观点的，建议他再研究一下，但是，按照规定，无罪辩护要请示，他去请示司法局。你请示什么呢，责任我担了就是嘛！他去请示了，司法局说不行，要辩护有罪，他就按有罪辩护，结果太丢人了：审判无罪，当庭放人，被告对律师破口大骂。这件事对我触动太大了。

人物周刊：张老责己太重吧。当时真有建立规则的条件吗？

张思之：也不能说没有。

人物周刊：那时的条件比现在呢？

张思之：好啊。现在后悔也太晚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啊。而且，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我的一个弱点。我太不在乎官职了。什么这个长那个长哪，包括我自己的位置在内，都是扯淡的事。利用那个条件可以做很多事情。

人物周刊：按当时的条件，你应该可以去当官吗？

张思之：有可能。也许有关方面考虑过。但是，我绝对不是那个(当官的)料。

人物周刊：回想起来，你这样一个大律师，还是有很多遗憾吗？

张思之：有遗憾啊，非常遗憾。

而且，严格地讲，我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但是，怎么样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也没有很上心。多做一些实务是正确的，但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阶段，还是需要系统的考虑。我们往往考虑个案的时候多一些。

 

 

最伟大的律师在中国

（作者：萧瀚）

 我早想写这个人，但总是被一波又一波的事情干扰，没有时间去整理思路。这个人就是饮誉海外、国内无名的人权律师张思之先生，借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将本年度的“当代汉语贡献奖”颁给张思之之际，我来给这份奖做一点注脚。

张思之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人权律师，知道或者认识他的人恐怕很少会对此有异议。在律师前面加前缀“人权”两字，自然是中国特色的表述，这种怪异的称呼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些独特状况，表现出中国刑事司法中恶劣的律师执业处境。但是，也正是这样恶劣的执业处境造就了这位杰出的律师，使他的人格力量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给张思之的颁奖词中引用他人的一篇介绍文章，如此评价张先生：“中国生活的磨难成就了他‘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这一评价是完全公允的。

张先生作为许多敏感案件当事人的辩护人，这一事实本身在中国并不能算是最具独特性的，关键还在于他在为这些敏感当事人辩护过程中，并不像一般的指定律师一样，完全按照这类案件在中国的辩护惯例去做事，可以说，他在历次的辩护中，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尽了他能尽的最大努力，这才是张思之先生作为中国最杰出人权律师的独特性。张思之先生据以获奖的文本载体是他的著作《我的辩词与梦想》，分别有台湾和大陆的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差别在于两点，一是由中国出版现状决定的，台湾版中的不少内容，大陆版无法收入，主要是张思之先生为魏京生、王军涛、高瑜、鲍彤等政治敏感人物辩护的内容以及涉及这些敏感人物的其他相关内容；二是由于大陆版出版较晚，因此还收入一些台湾版出版时尚未办理的一些案件的辩护词和案件材料，例如曹海鑫案、刘秋海案等材料。

在对这些案件材料的整理和追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思之先生作为一位律师能够在中国法治环境中做到的极限。《我的辩词与梦想》一书，详细记录了张思之先生在几十年律师生涯中的心路历程，正如当代汉语研究所对他的评价一样，“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从某种意义上讲，张思之先生不是在为魏京生、鲍彤、王军涛、阿安扎西活佛、《南方周末》辩护，而是为1989辩护、为历史辩护、为自由辩护、为苦难的中国人民辩护。”这部书以张思之先生个体的职业心灵成就，记录下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法治进程，这种对比之强烈是让人心悸的，这部书同时展现了一系列悲壮的现象：作为个体律师的张思之先生的极端弱小和国家政权的巨型利维坦性质；作为个体的张思之先生极其强大的心灵力量和强权的渺小；作为个体的涉案公民在强权下的无助和作为所谓法律在这些事实面前的不堪一击；作为维权工具的法律在强权面前的摆设性质与作为法律捍卫者的张思之先生个人为维护人权的尊严而付出的巨大努力。这是一部让人心灵震撼的大书，它的存在使得汉语在表达自由方面的使用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力量。

张思之先生的心灵无疑是强悍和丰满的，我一直难以想象他何以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着一种正义的激情，不被现实击垮。张思之像所有的常人一样，也对大量亲历的悲剧感到伤心和痛苦，有时也难免生出不再办理刑事案件的念头，但是他身上那种无与伦比的责任感却使得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愈败愈勇，无论多么荒唐和残酷的司法都没有使他放弃捍卫法治的信念。他曾亲口告诉我，他办理的案件没有一件胜诉，唯一一件一审胜诉后还被检察院抗诉而最终依然难逃失败的命运。在某些人看来，做了几十年的律师，从未胜诉简直就是一个律师最大的耻辱，刻薄者甚至可以认为这位律师是不称职的，应该改行。但是，恰恰相反，张思之先生所承办的案件几乎全部都是最高难度的案件，这种最高难度并不是体现在案情本身的扑朔迷离，而是体现在案件所处的现实背景，当张思之先生拔出法律这把锈迹斑斑的长剑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无物之阵，是由非法律构成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在任何一个环节致任何人于死命，并且在这种传统致人于死地的同时，人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对此负责的人，因为它不是由某个人组成，这种传统将寄居其中的所有人抽掉基本的法律常识甚至良知，只剩下一副名为尽职的白森森的骨架，这些人的“恪尽职守”就成为张思之在每一起案件中必须面对的直接对手，《我的辩词与梦想》记录下这一切鲜为人知的特殊却又平常的现象，这些细节所反映的特定时代和特定中国必将进入历史。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从他介入之前就早已经决定了，张思之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焉能不知？但是，他不在乎命定的失败，他会为明知渺茫的希望付出他全部的努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张思之是一个绝望中的振拔者，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这种为了个案的正义，几乎仅仅成为记录过程的努力，正是法律的生命所在。张思之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那是另一种代表了时代和社会的失败，于他自己而言恰恰是最大的成功，他所辩护和代理的案件的所有失败恰恰成为构成他的人格和事业最辉煌的胜利。在当代，几乎所有从事律师职业的人都很清楚做一个刑事辩护律师的艰难，这种艰难甚至常常并不仅仅是败诉的问题，办理刑事案件甚至同时还会给律师自己带来安全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办案而身陷囹圄，因此人性求安的基本规律决定了大量刑事案件根本无人辩护，这不能怪罪律师，他们是无辜的。张思之先生却迎头而上，必败必战，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和钦佩？

正如张思之先生自己在书中的感慨，这部书饱含了他的心血和热泪，每当看到这些段落，任何一个不是铁石心肠的人都会为之落泪。这部书还连带着展示出，当一种文字在表达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和真理时，这种语言是多么美好，张思之先生有很高的文字修养，所幸这种修养并未被被淹没在他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追求正义的激情与理性之中。与张先生有过接触的人，都会为他的人格感到由衷的敬佩，他天真、热情、纯洁无暇，在现年已经76岁高龄的情况下，依然对正义孜孜以求，几乎有求必应，四处奔走，为人伸冤，甚至常常是毫无收入还得倒贴，同时这些案件几乎无一例外地让所有律师感到棘手甚至恐惧。见过张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行动思维一如30壮年，这几乎是个奇迹，老天似乎将他在壮年期经受的15年强迫劳改一笔勾销了。他对年轻人总是欣赏和鼓励，与他相处绝无年龄隔阂，他爱喝酒但不过分，幽默风趣而从不伤人，因为尊敬而每次喊他张老的时候，我甚至都感到不好意思——我总怀疑该不该这么称呼他，因为他的心灵是那么令人惊讶的年轻。

去年底我曾经写下过一个标题《张思之与丹诺》，但终未成文，后者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刑事辩护律师，据说在美国家喻户晓，而张思之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知晓，丹诺的律师生涯胜诉之辩无数，而张思之办理的案件全部败诉，两位都是杰出的刑事辩护律师，然而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命运居然如此大相径庭，怎不让人慨叹不已，张思之所付出的代价远不是丹诺所能够付出的。我向来谨慎使用“伟大”这个词，尤其绝不肯用在某些因历史被强奸而获得举世崇仰的犯罪政客身上，我不想让他们玷污这个词。能够配得上这个词的人，必须符合几个基本的要求：（1）具备一种敏感、坚强和充满爱心的心灵品格；（2）能够以理性、合乎人类基本道德的方式作出常人难以做到或者不愿意、不敢做的正义举动；（3）不因此而在明知或者放任地伤害无辜的人。能够符合上述条件的人，我就认为是个英雄，是个伟人，不过行动最终结果是否成功不必考虑，即不以成败论英雄。

以上述条件衡量张思之先生，说他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律师，可谓实至名归，且因其败诉而增其伟大。不仅如此，他的名字应该被全世界所有律师知道，我不知道在世界范围内还能否找到一位像张思之先生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涉险办案，从未胜诉却从未气馁的律师。因为有了张思之，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或许可以骄傲地声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也许就在中国，而不在任何一个法治成熟的国家或者律师完全无以存在的国家。张思之这个名字更应该被所有中国人知道，因为他代表了法律最高贵的品格和最了不起的成就。

张思之，这位年近耄耋的“年轻人”被著名记者卢跃刚戏称老顽童，至今还风风火火，正义激情永不停息。我写此文祝贺他当之无愧地获得本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衷心地祝愿并相信他一定会健康长寿。

 

“新中国第一大律师”张思之

作者：邢晖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因张思之律师精彩的辩词而将2003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殊荣授予他，在颁奖词中这样说：“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在中国，律师本无大小之分，只有级别的不同。然而，78岁高龄的张思之律师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维护法律尊严的决心以及从事律师职业的良心，在律师同行、法学界乃至广大社会中赢得了“新中国第一大律师”的美誉。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评价张思之律师“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因张思之律师精彩的辩词而将2003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殊荣授予他，在颁奖词中这样说：“张思之先生的存在，表明了通往自由的旅途中，不仅要做叛徒的吊客，还要做异端的辩护。”

在律师同行那里，这位见证并参与了共和国法制发展历程的老人，被誉为“中国法律界的良知”、“律师界的良心”，有人比喻他为“黑铁时代的黄金”，有的学者把他和施洋、史良相提并称为“中国大律师”。

历经坎坷见证历史

在五月中旬的一天，几经周折，我如约采访了这位耄耋老人。张老给人的印象不太像几经唇枪舌剑后等待别人定夺的律师，更像手握裁决之权的大法官。一杯清茶，几句寒暄，我的采访仍然俗套地从他的经历开始。

1947年，20岁的张思之考入北京朝阳法学院学习法律。年轻的张思之很快就卷入了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之中。

1948年，他到了解放区。1949年2月，他随大军进城，参与接管北平地方法院，成为北京市人民法院的一名审判员。1956年，他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由法官转变为律师。

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5年的强迫劳改生涯。

文革结束，律师制度重建，张思之回到律师队伍。回到律师队伍后，张思之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出任“两案”辩护组组长。最初被指定为江青的辩护律师，后来做了李作鹏的辩护律师。

20世纪80年代，张思之的工作重心侧重在为重建律师制度而努力。他曾出任北京市律协副会长，兼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并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任教，他还编著了《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律师实务》、《律师制度研议》等书，并创办了《中国律师》杂志。80年代末，张思之开始集中精力从事律师实务。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重返律师界后，张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从事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1987年夏，张思之为辽宁台安三律师被诬“包庇”遭非法逮捕进行申诉，最终冤狱得以平反。这一年秋，他为广东电白百户渔民被官员霸塘毁约、倾家荡产而代理诉讼，维护了渔民的合法权益。这一年冬，他三下保定，为农民电力工程队遭官员欺侮主持公道，赢得全胜。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为“大兴安岭火灾”案首犯庄学义的辩护。1987年5月，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火灾，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举国震惊，民情激愤，人们期待着法律对责任者作出公正的判决。11月21日，大兴安岭图强林管局局长庄学义被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张思之律师和另一名律师共同担任庄学义的辩护人。1988年，律师三上大兴安岭，在庭审辩论中，针对起诉书的指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无罪辩护。虽然法庭最终还是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庄学义有期徒刑三年，但律师理直气壮、掷地有声的辩护赢得了民心，听众为之惊服。当两位律师离开法庭时，千人簇拥，高呼“人民律师万岁”，场面热烈，催人泪下。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在律师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这起冤案于2004年得到彻底平反，在申诉案中庄学义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无罪。

进入20世纪90年代，张思之代理的案件每一件都“比较麻烦”。他代理这些麻烦案件并多次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在某些人看来，简直就是公然与政府“对抗”，然而，于张思之来说，他尽的只是一名律师的本分，他的努力为的是传承一种法治精神。

“我办的案件没有一件胜诉的。”张思之说的这话并不确切，但足以反映他的近况。他把从事律师实务以来部分案件的辩护词汇集成册，于是就有了《我的辩词与梦想》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以切实的证据、缜密的分析揭示了起诉书、判决书等司法文书的矛盾，展现出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理想。这些精彩辩词，为他赢得了2003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殊荣。

铮铮铁骨愈老弥坚

也许是被他几十年来为无数素不相识的人的命运奔波所感动，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曾多次表示希望为他写一本传记，都被他婉言谢绝。

已是78岁高龄的张思之律师目前仍在为当事人大江南北四处奔波。在一次座谈会上，张思之律师坦言：“我过去曾主张律师要参政，但现在我的观点变了，不主张律师参政。律师不参政，但要议政。

我参与辩护的刑事案件，不少当事人遭遇过刑讯逼供，我们应重视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人把现在的中国律师称作花瓶，张思之律师认为，越是如此律师就越要自重，就算是花瓶也要插上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

张思之律师对目前的律师从业状况也表示了他的担忧。“现在很多律师不读书了，据说有90%的律师不读书，50%的律师不开庭，这是很危险的。年轻的律师不读书怎么行呢？我有一个想法，把2006年作为中国律师的读书年。建议律师每人每年至少读4本书，把好的心得写下来”。

结束采访与张思之律师道别，走在回去的路上，没有感觉半点疲惫，想起一位老友常常扪心自问：“为什么像张思之、江平、吴敬琏、这样的长者，年事愈高思想愈锋利、骨头愈坚硬？而‘少年老成’的我们不觉得羞愧难当吗？”对张思之、江平、吴敬琏三位长者,我都作过面对面的采访，深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然而毕竟岁月不饶人，像张思之这样的大家已烈士暮年，我们广大的律师朋友特别是青年律师朋友们难道不应该也这样问问自己并做出回答和选择吗？